扬州玉器的历史发展

　　商周时期，琢玉己逐渐具有相当技艺，在制作工艺上切、磋、琢磨开始具备，人们己懂得利用俏色，来增加器物的美感。玉的用途也逐步扩大，被琢成礼器、制器、乐器和各种装饰品，供奉于庙堂或佩戴于身上，在祭祀、朝聘、会盟时应用，甚至两军打仗，双方协议媾和时也用玉来作为信物，所谓“化干戈为玉帛”。在我国奴隶制社会中，玉器已成为王者、贵族高贵身份的标志，作为一种权力的象征、财富的象征，形成“君子必佩玉”的风气。封建社会此风尤盛。秦始皇统一六国，把当时最大的玉料，切成六块刻作印章，名曰玉玺。此后，历代封建王朝都用玉作玺，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之一。同时，古人还把玉器看作是高尚、纯洁、亲善、吉祥的象征。

　　古籍云：“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粟，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古往今来，文学作品中许多美丽的语言常常和玉联系在一起，实在不是偶然的。中国玉器，以其精湛技术和美丽造型享誉世界，被称为“东方艺术之最”，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产物，几千年来，一直把真、善、美带给人间。文化历史名城扬州是我国玉器重要产地之一，琢玉工艺源远流长。在夏代时的扬州一带已有了玉器制作工艺。

　　汉代的扬州襟江带海，是东南重镇。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变化，琢玉工艺步入了一个发展期。解放后，扬州出土的汉代墓葬中，有大量的漆器和玉器。从出土的玉器来看，有一般的小件装饰品，也有中件欣赏品。器物造型有玉镯、玉环、玉璧、玉蝶等等，工艺上有光活素件，也有图纹雕刻，其浮雕技巧得到发挥，图案纹饰简洁生动。

　　唐代的扬州琢玉，在当时手工业兴盛而有新的发展。一方面，贵族豪门用之于装饰楼阁建筑，炫耀门庭，所谓“雕栏玉户”者是。如唐僖宗时，扬州盐铁史高骈，就建有“御楼”，用金玉等名贵材料制作蟠龙蹙凤数十万件，装饰其中;　据《旧唐书》载，高骈还在府第以外“别建道院，院有迎仙楼、延和阁，高八十尺，饰以珠玑金钿”(《新唐书》记为：“饰以金珠磲玉”)。另一方面，在民间以小件玉器作为佩、饰用品亦渐开风气。杜牧在《扬州三首》诗中，所作“金络擎雕去，鸾环拾翠来”、“纤腰间长袖，玉佩杂繁缨”等描绘，就可见其一斑。而妇女的饰物，如凤凰钗、翡翠钿、宝石环、琥珀钏等，在唐初即已有之。至于白居易在《素屏谣》诗中所述的“织成步障银屏风，缀珠陷钿贴云母”，可以说是珠玉镶嵌工艺的发展。　唐代扬州商业活动频繁，许多来自波斯、大食的胡商在扬州开设店铺，专营宝石、玛瑙、象牙、猫眼等交易，给扬州的琢玉、镶嵌工艺增辟了材料来源。同时，扬州玉器和琢玉工艺也陆续对外交流。唐天宝十二年(公元七五四年)，大明寺高僧鉴真从扬州东渡日本传教，便带有画师、玉工等人，并带了“玉环水精手幡”四口，“玳瑁叠子”八面。

　　宋代，玉器工艺已向陈设品方面发展，花鸟、炉瓶等品种日见丰富，也有玉杯、玉碗、镇纸、水盂等结合实用的器物。琢玉中的镂空圆雕技法亦始见于宋代。据清代人谢坤记述，他曾在扬州康山江氏家，亲眼见过宋代扬州制作的玲珑玉塔。宋时的扬州玉器在工艺上不仅掌握了镂空雕技术，而且掌握了链条的制作技巧，其造型和雕刻技术也有了长足的进展，为后来秀丽精巧、玲珑剔透的艺术风格之形成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元代扬州，玉器除了陈设用品愈见功夫外，当时的艺人们已经在雄浑天然的子玉上动脑筋了。以子玉为材料制成的玉器名为“山子雕”。这种玉器保留和利用玉石天然优美的外观，表现画面丰富、层次重迭的题材，兼收并蓄其它玉器品种之长而独树一帜。它的雕琢技术繁难，将立雕、浮雕和镂空雕等技法结合运用，需要以纤细的工具精心雕镂方能奏效。扬州博物馆藏有一件传为元末时的山子雕，是用白玉子玉制作，表现类如“竹林七贤”故事题材，人物山林刻划简练，简中有繁，可视为扬州山子雕初期的作品。

　　明清两代，扬州琢玉更趋繁荣，生产既有个体作业，也有大小不等的手工业作坊，品种愈多，工艺愈精。明代扬州的玉器，其玲珑秀丽之风已明显地胜于前朝。扬州博物馆保藏的明代中期制品《六角莲花玉壶》、《蟠螭白玉杯》等，造型优美，琢工精细，见者无不称道。明初的山子雕玉器，还没有改变朴实简练的特点，制品比较粗放，但粗中出细具有点的趣味。至明代后期，山子雕作为独特的玉器品种，已经格调一新了。扬州文物商店保藏的山子雕《南山寿星》，层次清晰，疏密合宜，人物刻划传神而含蓄，树木流水具有质感，是明代后期之作，其工艺技术较前大为精进，给后来扬州制作大型玉山在繁难的技术上作了准备。值得称道的是，明代扬州玉器的镶嵌技术及其同漆器工艺的结合，大大超越了前朝，攀上了艺术高峰。明末扬州名艺人周翥，举前人之法而锐意创新，他用金银、宝石、珍珠、珊瑚、碧玉、翡翠、水晶、玛瑙、玳瑁等材料，雕琢成山水、人物、树木、楼台、花卉、翎毛、镶嵌于檀梨漆器之上，而成为“古来未有之奇玩”。周翥的创造，很为时人和后人所看重，而把这种复杂的镶嵌工艺名之为“周制”或“周铸”，亦称“百宝镶嵌”。这一传统名贵品种，至今仍在扬州制作不衰。

　　扬州琢玉工艺发展到清初，可以说是诸品皆备，艺术水平空前提高。尤其在乾隆年间进入了全盛时期。在品种上，用于观赏陈设的有炉、瓶、灯、塔，也有花卉、鸟兽;结合实用的有碗、盘、壶、杯、也有水盂、镇纸等文房用品;作为仿古器物的熏、鼎、尊、卣俱备;作为人体类型的神、佛、仕女均有。在技术上重于精琢钿镂，于规整古朴之中洋溢着典雅秀美的韵味。尤以链条瓶、炉、塔等品种，工精艺巧，玲珑剔透，最能体现扬州玉器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地方特色。正因为如此，扬州琢玉名重京师，而大量承办清宫庭陈设玉器的造作。这些陈设品多以高贵玉料为材，做成盘碗、动物及山水楼台山子等小件器物，其中有名的白玉如意，用新疆羊脂玉琢制，玉料洁白无瑕，凝腻如脂，造型精致典雅，被清庭定为“扬州八贡”之一，每年都要大批送缴宫庭，供皇宫内院陈设或作为对臣下进行的奖赏的“御品”。据故宫博物馆《乾隆时期的玉器制作》一文记述，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宫中重达千、万斤的近十件大型玉器，多半出于扬州琢玉艺人之手，如故宫历代馆展出的《会昌九老图》、《关山行旅图》和珍宝馆展出的《大禹治水图》等玉山。《大禹治水图》玉山，原材料是新疆密勒塔山白玉，制成后净重一万多斤。据考证，从采玉到制成，共用十余年时间，其中扬州琢制为时六年。这件玉山构图宏伟，气势磅礴，人物山川风景如画，堪称稀世珍品。《关山行旅图》玉山，于乾隆三十二年在清宫“造办处”开始制作，因进度缓慢，乃运到扬州加工，前后约用三万个工时制成，成器后重一千多斤。其原料石性较强，但经巧妙的设计，琢成秋天山林景色，具有很高的艺术技巧。《会昌九老图》也是一件净重一千多斤的玉山，玉材亦产于新疆，是乾隆五十一年在扬州琢制成功的。这件玉山表现的是唐代会昌五年夏，大诗人白居易等九位老人，在河南洛阳附近的香山聚会的故事。这些重达千、万斤的玉器，其原材料从新疆于田运至北京是很艰难的。在运输史上是罕见的。而制作这些大型玉器，其琢磨工艺亦异常繁难，不仅需要特殊的工具和方法，而且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时间，确实是当时劳动人民和广大琢玉艺人血汗和智慧的结晶。由此可见，清代扬州琢玉技术和艺术水平之高，生产规模和作业能力之大，能工巧匠之多，实是前所未有的。值得玩味的是，这些大型玉器的制作，由于清皇室的要求，特别是乾隆皇帝本人的命意，成器后表现出庄重、质朴、混厚、粗放的特点，与扬州中小件玉器玲珑秀丽的特色成为鲜明的对照。这是此后扬州玉器兼有“南秀北雄”艺术风格的一个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