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玉器，粗犷与写实并存

元代玉器

　　元代的玉文化是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结合的产物，在继承原有玉文化的前提下，融入了清新的文化内涵，使元代玉器的表现形式和工艺特色都较之前有了明显的变化，在中国玉文化发展的历史中，独具特色。

　　元代的器皿型玉器相对较多，玉壶极为罕见。天津博物馆就馆藏了一件元代青玉翼龙纹双耳壶，高15.5厘米，宽12.4厘米，口径5.9厘米，底径5.3厘米，由青玉雕琢而成，是元代玉壶中的精品。

　　从考古发掘来看，元代墓葬出土的玉器并不多，以安徽安庆范文虎夫妇合葬墓和江苏无锡钱裕墓、苏州张士诚父母墓中出土的玉器为代表，出土玉器的种类一般有带钩、带板、杯、樽等，器型多样

　　元代统治者在入主中原之前，世代生活在大漠以北，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但一直与中原政权保持着联系，在物质上输入必要的生活资料，在文化上也不断吸收和接受中原文化的精髓，这也为元代时期对中原文化、艺术的继承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中原传统文化和宋、辽、金文化的影响下，元代统治者对传统的制玉制度和琢玉工艺十分推崇，他们仿效宋代官办玉制度，设置了专门督办制玉的机构。至元十二年(1275年)，设“诸色人匠总管府，秩正三品，掌百工技艺”，下设“玛瑙玉局，秩从八品，直掌一员，掌琢磨之工”。至元三十年(1293年)，设“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秩正三品，掌造宝贝金玉冠帽、系腰束带、金银器皿，并总诸司局事”，另设“玉提举司”“玛瑙提举司”“瓘玉局”。

　　元代早期盛产一种“碧甸子”玉石，朝廷设置“和林玉局提举司”，管理其开采和制作，另外还设“置大都等处玛瑙局，秩从七品，管理玛瑙匠户五百有奇”“宣德隆兴等处玛瑙人匠提举司”“阳山玛瑙提举司”“杭州路金玉总官府”以及“大同路采砂所”等。正是因为元代朝廷的高度重视，玉器的制作和使用空前地兴盛起来。

　　《礼记》记载，古人“贵贱有等，衣服有别”，同理，当时人们使用的物品也是有着严格等级区分的。这件玉壶周身雕刻有如此多的龙纹图案，非普通人所能享用，应该是元代宫廷玉器中的珍品

　　“壶”这种器型古已有之。对于这种器形，近代金石学家罗振玉云：“上有盖，旁有耳，壶之象也。”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则认为，壶是“器上有盖，器身有两耳的一种容器”。

　　我们的祖先在商周时代已大量使用青铜壶。青铜壶的形制特征，大体为长颈或是较长颈，直口或是微侈口，深鼓腹，下附圈足，多为圆形，也有方形或椭圆形的。天津博物馆馆藏的这件元代青玉翼龙纹双耳壶，并没有效仿青铜壶的形制，整体器型呈扁平状，其实用功能已经消失殆尽。

　　据天津博物馆副研究员曹平介绍，这件玉壶为当时的陈设装饰用品。玉壶呈椭圆体，器表面有褐色斑缕，直口，壶颈的两侧有云纹半环耳，口颈部浅浮雕连瓣和草叶纹，腹部浮雕翼龙、海水。

　　翼龙首上有鹿形角，张大口，上唇长尖而下卷，身有鳞纹和鸟形翼，舞三爪足，鱼形分枝尾，尾后有火珠，龙身下有海水波涛翻卷。玉匠采用浮雕兼阴线刻技法，把翼龙卷曲飞舞的姿态以及海浪翻卷的气势，琢刻得惟妙惟肖。

　　壶身的下部雕饰莲花瓣纹，壶底部琢成椭圆圈足。此玉壶通体琢制六层纹饰，纹饰总体布局叠罗渐递，层次分明。曹平说：“玉壶体现了元代玉器一种雕缋满眼的特点，即为纹饰极为繁复之意，和元青花瓷器纹饰的结构排列相似，这是元代造型艺术形式的一大特点。”此外，此器采用浅浮雕的雕琢方式，造型端正、纹饰茂美、刀法劲放、典雅高贵，迄今尚未见到能与此相比肩之作品。

　　元代玉器的表现题材极为丰富，除了象征帝王的龙、螭之外，人物、动物、花果、虫草等现实主义题材都是常见的内容，图案大都寓意祥瑞，即前人所说的“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

　　相对于前代玉器，元代玉器有着独特的风格特征。曹平说，从这件青玉翼龙纹双耳壶可以看出，相比宋代玉器的婉约精巧，元代玉器表现出了一种朴拙粗犷的风格，“元代时玉器以青玉、白玉为主，在琢玉技法上出现了多层次雕、高浮雕等技法，使所雕琢的动物、花草、树木层次丰富，立体感极强。”

　　元代玉器图案中的民族特色也十分鲜明，构图中常常出现一些装束独特的人物纹饰，一般头戴尖顶橄榄帽，上穿窄袖无领紧身衣，下着短裙，腰系革带，足蹬高靴，表现出特有的民族服饰风格。

　　在辽、金时期盛行的春水和秋山题材，此时依然广泛使用。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元代的“春水玉”不仅在中原地区，甚至在云南昆明也有出土，可见流行之广泛。

　　春水、秋山题材通常用来表现春秋两季的狩猎活动，和元代相比，辽、金时期虽都是采用镂雕手法，但在工艺上有所不同。辽代多数春水玉作品比较注重单面雕刻，风格粗犷、简洁，而到了元代，此品种玉器雕工精细，层次亦非常丰富，更加富有立体感。

　　总的来说，元代玉器以简练粗犷、书写现实的治玉风格，成为中国玉文化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