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启下的“二里头玉器”

二里头出土玉戈

　　暑期，洛阳博物馆迎来了人流高峰。该馆珍宝馆玉器珍品七孔玉刀让不少参观者惊叹不已。这件文物精品就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器家族中个头儿最大的一个。

　　古人对玉推崇备至。位于“天下之中”的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半个多世纪以来出土了不少玉器，这些玉器标志着中国的玉文化进入“少年时代”。

　　出土玉器千余件

　　玉文化是我国最早的文化之一，持续时间长，内容也很丰富。

　　我国玉文化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新石器时代，为玉文化的“童年时代”;夏商周是第二个时期，是玉文化的“少年时代”;秦汉时期，我国玉文化正式进入“青年时代”，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玉文化;汉唐以后，玉器开始走下神坛，玉文化进入全民普及时代。

　　据相关统计，二里头遗址30余座墓葬，共出土玉器1200余件，按照分类，有玉柄形器、玉璋、玉刀、玉圭、玉璧戚、玉戈、兽面铜牌饰、绿松石饰、玉管、玉铲、玉镯、玉尖状器、月牙形玉器、玉板和玉铃舌等近20种器形，无论是造型和做工，在当时已非常精美。

　　这些玉器中，可以明确作为礼器的有玉圭、玉璋和玉璧戚等，玉钺、玉戈和玉刀，虽然具备兵器和工具的形制，但并非实用器，可作仪仗用器，也具备了礼器的性质。此外，玉柄形器和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也属于礼器范畴。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副教授陈雪香介绍，从文化分期看，二里头文化一期，玉器仅见少量绿松石饰品，二期玉器数量增多，出现了玉柄形器、兽面铜牌饰、玉圭等新类型;三期是二里头遗址墓葬玉器的高峰期，绿松石被大量使用，柄形器、玉璋、玉璧戚、玉戈、玉铲等重要礼器和仪仗器的数量也很多;到了四期，玉礼器和仪仗器明显减少，绿松石饰品骤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说，二里头所在的嵩山周围、洛阳盆地一带，在龙山时代并无使用大型玉器的传统，与二里头都邑出现成组大型玉礼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出土的玉礼器一是大型有刃器，如玉钺、玉刀、玉璋、玉圭和玉戈，二是小型棒状的柄形玉器。其中，钺、璋、刀和圭应都源自海岱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到以后的二里冈文化趋于衰退;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柄形玉器和玉戈在此后得以传承。

　　其中，龙山文化时期即已出现的牙璋，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形制进一步演变为更复杂的形式。有专家把装饰有扉牙的牙璋称为“龙牙璋”。后来河南新郑望京楼、四川广汉三星堆、香港和越南出土的牙璋，与二里头“龙牙璋”一脉相承，显示出二里头文化对周边地区形成强力辐射与影响。

　　绿松石镶嵌工艺超前

　　二里头出土的玉器中，绿松石饰品是唯一贯穿整个二里头文化的玉器种类，三期的绿松石在数量上最多，也最精美，有绿松石片和绿松石串珠，一般用作眼饰、耳饰和串饰。绿松石片形状有三角形饰、扁圆形饰等。

　　二里头的绿松石镶嵌技术已比较成熟。其中，以国宝级文物——大型绿松石龙形器为最，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

　　这件绿松石龙形器长约65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又细又小的绿松石片粘嵌而成，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十分生动传神，是中华民族龙图腾的根源，是真正的“中国龙”。

　　“在学术界，绿松石一直被作为文化意义上的‘玉’而受到关注。在二里头时代，它也的确与玉器一样，作为高端消费品为贵族阶层所使用，具有身份象征的意义。”许宏说。

　　除了这件龙形器，能代表当时绿松石镶嵌工艺的，还有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兽面铜牌饰，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铜牌饰。其中，四期出土的一件铜牌饰置于墓主人胸前，正面用许多碎小的长方形绿松石片很整齐地镶嵌成兽面纹，四角四个穿孔钮上下两两对称，可系绳，形象生动，制作精巧。

牙璋

　　承上启下玉文化

　　陈雪香说，从目前出土的玉器来看，二里头时期虽然还没有形成规律的用玉制度，玉器制造业并不十分发达，却是夏代玉器的代表性形态，对中国源远流长的玉文化有着承上启下的意义。二里头不同文化分期的用玉情况和治玉技术的进展的背后，则是中原王朝势力的消长。

　　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开始出现柄形器，三期则有各类大型有刃礼器出现。这些带刃的礼玉，都与其本来的装柄方式和用途无关，而是表现贵族的权威，作为在宫廷上昭示君臣关系的“玉圭”或“笏”来使用的。

　　“在二里头遗址都邑，这些玉礼器与宫城、大型宫殿建筑群的出现大体同步，表明王权以及用以维持王权的宫廷礼仪已大体完备。”许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