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玉器及玉文化与古蜀王国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

　　玉是中国古代文化有别于其他地区古代文化的显著特点

　　中国是玉的国度。如果从兴隆洼文化出土的玉玦算起，中国制玉的历史已经延续了七八千年。从某种意义上说，玉是中国古代文化有别于其他地区古代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世界上有三个地方以玉器的制作闻名，即中国、中美洲和新西兰，但中国延续时间最长，分布地区最广。夏鼐先生主要根据妇好墓的出土玉器，把商代的玉器分为“礼玉”、武器和工具、装饰品三个类别。

　　此次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展出的夏商时期玉器，有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基本都是历年来科学发掘出土的玉器;第二，除了狭义的中原(陶寺、二里头、花地嘴和妇好墓)地区，还将西北地区(新华和石峁)、黄河下游地区(苏埠屯和前掌大)和长江流域(大洋洲和三星堆)许多遗址的玉器放在了一起;第三，除了玉器，跟玉器密切相关的少数其他物品比如礼用石器、绿松石器、铜器等，也一并展示;第四，不同地区的玉器，也无非是上述三种玉器：“礼玉”、武器和工具、装饰品。把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玉器放在一起展示，可以更清楚地观察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各地区之间日益密切的文化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在夏商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峰。各地区玉器在类型、工艺和纹饰上的可比性，就是自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来各地区持续不断交流互动的结果。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在此得到充分体现。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晶：

　　商代玉戚的功用根据装柄方向的不同而异

　　《说文解字》称：“戚，戉也。”《诗·大雅》传云：“戚，斧也。”古文字学家从甲骨文的字形演变和辞例验证两方面认定：戚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钺，即两侧有齿牙形扉棱的钺。于是，玉戚作为玉钺的一种特殊类型，在上古兵器史中一直被视为仪仗性的短兵器，这一认识几乎成为定论。但近些年的考古发现，提供了不少玉戚的新资料，使我们有可能对玉戚的功用问题进行重新审视。

　　商代的玉戚，集中出自河南安阳殷墟一带，在河南郑州商城、罗山莽张和四川成都金沙及湖北武汉盘龙城等地也有一些零星的发现。玉戚的形制，大体上可以归为长方形(包括方形)和璧形两种形态。从形制特征与出土位置来看，玉戚的装柄应有横向和纵向两种方式：横向装柄，即将柄的上端一侧同戚身连接在一起，使锋刃朝向一侧;纵向装柄，即把柄的顶端同戚身连接在一起，使锋刃朝向上方。

　　在系统梳理玉戚资料的基础上可以推定：横向装柄的玉戚应属于仪仗性的短兵器，纵向装柄的玉戚应属于仪仗性的长兵器，至于不装柄的玉戚或许应为一种祭祀用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诚：

　　三星堆与金沙玉文化是夏商玉文化在古蜀的延续与发展

　　通过对三星堆玉器与金沙玉器的分析，可以看出其玉文化的总特征是夏商玉器及玉文化在西南古蜀方国的延续与发展。其主要表现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承袭了夏商玉器及玉文化的传统;第二，产生了适合于古蜀国文明社会发展的一大批玉器新品;第三，玉器在祭祀活动中的使用空前兴盛。

　　三星堆、金沙玉器中作为祭祀用品及仪仗用具的牙璋、牙璋形戈，形制多样、数量空前，显示玉器在当时的祭祀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牙璋原本是夏王朝特征性的玉器，这种夏王朝特征性的玉器并没有被商王朝继承，却在川西地区以三星堆、金沙为代表的古蜀国文明社会中得到了蓬勃发展。牙璋流传到成都平原的过程，不仅是牙璋器物本身的传播，更反映了二里头文化一支系人群的迁徙。

　　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邓淑苹：

　　夏朝晋陕高原的玉文化体现了华东和华西玉文化的交融

　　夏朝出现以前的四千年前，便已经形成了华东、华西玉器文化的地域差异。华东先民崇拜动物精灵，他们以美玉雕琢想象中神灵动物的造型和纹饰，来作为沟通人、神的礼器;华西先民从观察天象变化、寒暑更迭、昼夜轮替、植物荣枯等现象后，发展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同类感通”的哲理，他们将美玉雕琢成光素圆璧、方琮，用作感应神祇祖先的礼器。

　　而晋陕高原则位于广袤华西的最东一片，是华西、华东文化交流区，其出土的玉器多属于夏朝时期，因此其玉器显示出四个面相：第一，与齐家文化相似的“坑埋玉器”传统;第二，制作出融合东西双方元素的玉琮，并效仿华东、华西玉器文化用圆璧改制出仿华东牙璧、仿华西联璧;第三，擅长用墨玉制作杀伐力强的玉兵器——牙璋、长刀等;第四，是具象与抽象“华东式神祖”的西进，暗示着上古东夷族系迁徙。

　　夏朝时期，晋陕高原的玉文化，既有交融，又有创新，是中国上古玉文化重要的发展时段与发展区域。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王毅：

　　夏商玉器及玉文化与古蜀王国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中国的玉器及玉文化伴随历史的脚步，已走过了漫长的8000年。在新石器时代，玉是沟通天地的使者;夏、商、周三代，玉融入了国家礼乐体系;秦汉以后，玉更成为修身喻德的象征。在各个历史时期，玉器虽呈现不同的时代特征和意涵，却与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发展主线紧密相扣，成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发展演进历程的重要途径。

　　夏商时期，中原王朝的国家制度逐渐形成体系，社会形态发生剧变，王权与军事政权取代巫觋神权，成为国家政治的核心构成。夏商时期的玉器显然广泛吸收了新石器时代玉文化的精髓，形成了以兵器仪仗类为主的玉礼器群，这些精美的玉器既是当时社会宗教思想、礼仪规范的代表与象征，又是手工业技术、审美意识、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玉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夏商玉器及玉文化与古蜀王国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在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祭祀遗迹中大量出土的玉璋、玉戈、玉琮、玉钺、玉璧等明显受到中原夏商文化的影响。从玉器的造型、数量、年代等方面去分析，可以感受到隐于其后的深刻文化联系。牙璋是夏时期最重要的玉礼器之一，在商、西周时期中原地区已经衰落，却在成都平原以三星堆、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明社会中得到了弘扬与发挥。玉璋在古蜀文化礼制系统中大量使用，并保留传承很长时间，玉璋甚至成为古蜀文化的代表性因素向周边施加影响，以至于可能传播到了我国两广、越南北部等地。由此可知，玉器在中原文明与周边文明的相互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为我们了解中华文明的形成以及古蜀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特殊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