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玉器和清代玉器专家齐聚故宫

　　这段时间，在杭州，你可以去良渚博物院看故宫玉器展，在故宫，你可以去武英殿看良渚玉器展，深刻体会一下师兄弟跨越千年的亲密接触。那么，当良渚玉器专家和清代玉器专家坐到一起，会碰撞出什么火花?

　　8月30日，这两波专家坐在故宫博物院兆祥所里，开了一天的论坛，主题，就是良渚玉文化。

　　主办单位有四家：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故宫研究院玉文化研究所、杭州良渚遗址管委会、良渚博物院。

　　我来解释一下，头一个委员会，简称玉委会，你应该猜到了，这里头都是国内研究玉文化的顶级专家，8月2日，玉委会刚刚换届，新会长叫徐琳，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也参与了良渚和故宫两个展览的策展工作。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明达则是玉委会特邀学术顾问之一。

　　而故宫研究院玉文化研究所，今年刚刚成立。

　　这次论坛是玉委会换届后的第一次论坛，主题就定了良渚。

　　“今年考古界可以叫做良渚年，申遗成功，又是良渚文化命名60年，时间越长大家越能认识它的重要性。”山东大学考古系教授栾丰实说。

　　于是乎，我们良渚考古“江浙沪包邮区”的考古学家，王明达、刘斌、方向明、甘恢元等等都来了，而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邓淑苹也打飞的来了。

　　(一)

　　“宣传部的人告诉我，关于良渚新闻的点击率超过40亿，几乎是家喻户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说。

　　他讲了近年来良渚玉器的主要发现和认识，目前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已经达到了1000多处，在浙江，可以说几乎全覆盖，向南的边界到达了浙南地区。

　　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江浙沪包邮区的考古专家就已经发现，太湖流域存在一些较大的良渚文化聚落，比如上海青浦福泉山、江苏武进寺墩等遗址，“如今，我们可以说良渚文化的疆界已经远远超出了太湖流域。”刘斌说。

　　2016年到2018年，常州发现的青城墩遗址，出土了良渚文化早中期的神人兽面纹玉琮，这是一处崧泽到良渚时期规格较高的重要遗址，而且从良渚文化早期一直延续到晚期。

　　“这些太湖以北的沿江一线遗址中，却反而更早反射出文明的曙光。这背后极有可能关系到长江下游区域文明进程中高等级族群的流动、权力更替的形式等问题。”

　　他还举到了几个例子，比如在遂昌的好川文化的玉片，在山东陵阳河遗址也出土了同样的玉片;陕西神木石卯遗址出土了被切片的良渚玉琮;山西陶寺遗址的玉琮，是龙山时代的产品。

　　“良渚文化之后，龙山时代肯定不是落后了，是文化圈的放大、融合、交流，是一个更广的时代，怎么样才能用考古学证明它，达到对整个古史的复原，玉器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大的视角。”

　　浙江考古所将继续对杭州盆地1000多平方公里做拉网式的调查，包括目前正在继续发掘的德清中初鸣制玉作坊遗址群，“这是认识良渚古城为什么要造在这里的重要部分。”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方向明讲良渚人制玉，提到管钻的工具，很有意思：“神像的兽眼眼珠只有2-3毫米，是用什么工具刻的?大的管子，可以理解成毛竹，小的呢?”

　　所里做动物考古的宋姝进行了观察和测量，发现麻雀四肢骨的截面直径约在1-3毫米，而雉的截面直径约4-10毫米，以桡骨和尺骨骨干的截面直径最小，而且最接近圆形。“所以下次我买鸡，或者鹌鹑时可以暗中观察下。”

　　作为良渚包邮区的兄弟，南京的良渚考古学家也来了。

　　阿甘——某一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现场，我认识了这位汇报不紧不慢的考古领队甘恢元，一上来就给大家看了很多良渚人骨架照片。江苏东台蒋庄遗址良渚文化墓地共清理墓葬284座，是良渚文化迄今为止发现保存骨骸最为完整和丰富的墓地。

　　蒋庄遗址在2011年刚被发现时，就震撼了很多人，因为它更新了我们的记忆条——过去，学界传统观点认为，良渚文化的范围以环太湖为主，向北不超过长江，但它的发现，填补了长江以北地区良渚文化考古发现的空白。

　　而墓地中发现无首、独臂、无掌、或身首分离以及随葬头颅的现象很多，可能与战争有关，换言之，他们是捍卫良渚王国的英雄。

　　但有件很奇怪的事，密集恐惧症慎入的墓葬里，蒋庄良渚墓葬从良渚早期一直延续到晚期，但早期几乎不见玉器，晚期大量出现玉器，但目前284座墓里，只出土了143件玉器，平均每座1.5件，随葬玉器数量并不多。比如158号墓尺寸最大，给人感觉墓主地位很高，但只随葬了2件小陶器，还很小。这就挺奇怪的。

　　“我想请问墓向?”阿甘刚讲完，王明达先生惯例声音高八度提问。

　　“东西向。”阿甘保持淡定。

　　“良渚墓葬几乎没有发现东西向的，都是南北向的，而离开太湖流域的良渚墓葬都不是南北向的。借用严文明先生的话，良渚文化影响了大半个中国。但不应该是出现了和良渚相似的东西，就认为是良渚墓葬。”王明达说。

　　阿甘的回答很有意思：“我认为他们是被良渚人征服的本地人。”

　　(二)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良渚玉器，还有那些流散欧美的良渚玉器，不太有人关注这个部分，我一直有累积。”邓淑苹女士的PPT每次都是干货，她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传世玉器的专家。

　　果然，这个主题引起了台下一阵拍拍拍。

　　王明达说，全世界目前发现的良渚玉器有18000件左右，但再加上民间收藏、馆藏，估计超过2万件，甚至更多。邓淑苹介绍，台北故宫藏良渚玉器，目前有清宫旧藏43件，收购和接受捐赠44件。

　　而良渚玉器流散欧美的情况，邓淑苹查找了早期出版的书籍中，但大部分良渚玉器都被定为周代、汉代。

　　“早年欧美学者著作中，良渚玉器不是主流。”她说，比如1912年，学者洛弗氏出版的中国玉器专著中，没有真正的良渚玉器。还有学者萨尔摩尼在1938年、1952年、1963年先后出版三本颇为厚重的关于中国古玉的书。前两本书中有半圆形器、三叉形器、高琮等，但都定在周代。而1963年出版的专著中，公布了弗利尔博物馆三件玉璧上的鸟立高台符号——我们在良渚博物院的展板介绍里能看到，但当时也被认为是商代玉器。

　　1986、1987年反山、瑶山遗址的相继发现，给全世界传世、流散的良渚玉器找到了新的研究依据，西方的著作中有了改正。

　　目前她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已知至少约200件良渚玉器分散在欧美12家博物馆，其中弗利尔博物馆藏数最多。她在巴黎吉美博物馆发现一件良渚玉琮上有刻符，高兴地跟玉琮同框拍照。

　　乾隆的“良渚文创”再次引发小高潮。

　　一件乾隆“动过手”的玉璜，到底是不是原汁原味土生土长的良渚制造，还是仿良渚玉器的“假良渚”，专家有不同的观点。

　　“我特别想开一个实物上手会，大家对着实物看，但在故宫肯定不行。”徐琳开了个玩笑。

　　“20多年前，《中国玉器全集》是我和我的师兄牟永抗一起编的，南方的玉器他负责，北方的玉器我负责，”原天津艺术博物馆馆长云希正先生有些感慨，“今天我看到，两个故宫掌握的资料非常全面和深度，和我们20年前不能同日而语。传世文物错综复杂，在古玉上改刻动手的事，有，宫里有，民间也有，我们还是应该多请教第一线的考古工作者，我觉得是对的，刘斌和方向明现在是网红，方向明对纹饰图案是权威的。”

　　我们虽然能在宫里看到良渚玉器和乾隆藏的良渚传世玉器同框，但对于清宫藏良渚玉器的整体情况还是不太了解，尤其是乾隆帝“下手”过的玉琮，究竟他在想什么?

　　徐琳给我们看了一组最新数据，为了本次展览，她重新做了统计。

　　故宫博物馆藏良渚文化玉器，近60件，玉器主要琮、璧、璜、环、管、锥形器、异形器等七大类。

　　故宫里没有一件考古出土的良渚玉器，大部分为清宫旧藏，也就是我们说的传世玉器，还有13件为上世纪50-60年代收购，其中不乏明显盘玩过的熟坑玉器。

　　什么意思?我们考古出土的良渚玉器主流色是鸡骨白，但我们在故宫展里看到的良渚玉器，近乎褐色甚至肉红色，这便是传世盘玩过的颜色。

　　玉琮最多，共16件，其中清宫旧藏11件，上世纪50-60年代收购5件。

　　比如这件被乾隆帝改造成插花器还加了内胆的玉琮，1924年被溥仪抵押给了盐业银行，后卖给岳彬，1959年没收。

　　还有这件，我曾经写过，乾隆四十三年，在琮内题了一首御制诗《咏汉玉辋头》——按照当时的传统观念，四爷把玉琮当做抬轿子的玉辋头了。这只也被溥仪偷偷带出皇宫，1948年没收回到了紫禁城。

　　不过，我们看题诗，其中有一句：“辋头曰汉古于汉，入土出土沧桑更。”乾隆认为这件玉琮的年代其实早于汉。到底是玉器“十级学者”，四爷还是很敏感的。而这一次，诗文和玉琮神人纹居然没有刻反，说明玉工也正确识读了玉琮花纹。

　　为什么乾隆一直把玉琮当做抬轿子的玉辋头——这个名字还有不同的写法，早期乾隆帝在玉器里的御题诗里多写成“ 辋头”，晚期又写成“杠头”、“扛头”。

　　徐琳帮四爷做了解释。

　　其实，这两个名字不是乾隆起的，他自己考证过，认为以前叫“辋”不对，所以他后来就“咏扛头”了。

　　“从明代到清代，人们对上古的琮为何物没有固定的概念，当做扛头这种认识由来已久，可能最晚从明代已是如此，乾隆只是因循旧说而已。”徐琳对故宫内务府档案中出现的这三个名字的次数做了统计，发现，“辋头”有3条，“杠头”有357条、“扛头”也有214条，一共574条。而关于玉琮的记载仅仅只有两条。

　　所以，清代对玉琮的真正称呼，就是“扛头”之类，给它配个华丽丽的内胆，是标配，称为“辋头瓶”。

　　徐琳还查到一件玉琮，还有黄条记载：嘉庆十一年二月，“玉杠头痰盂”，好的，这只玉琮被改制成了痰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