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玉器与玉文化研究之道的思考(三)

良渚玉器

　　二、如何用考古学方法研究玉器与玉文化(张忠培)

　　(二)就玉器与玉文化的研究来说，作了上述“实事”考察之后，就可以对其进行“求是”的探索了。所谓“求是”，是要观察出这玉器与玉文化是否存在着仅是时间的，或仅是空间的，或既是时间又是空间的同与异、关联与关系，和据此以观察对象，并做出符合其内在逻辑的释读。这就是我经常说的对遗存进行遗存、时、空这三维或遗存、人、时、空这四维关系的观察。这观察的整个过程的关键的关键，是做客观如实的比较。唯其如此，才能对审视对象作出同与异、关联与关系的客观如实的认识，同时，只有在这客观如实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能阐释出审视对象所呈现的同与异、关联与关系背后所隐藏的内在逻辑。阐释出这内在逻辑，便达到那“求是”的彼岸了。

　　要实现此等“求是”的研究，就需要将上述含玉器的“具体单位”置于其共同体，即同一考古学文化墓地内作出共时的同一空间，和历时的不同空间的“具体单位”的同与异、关联与关系进行仔细认真的考察，从中识别出这些“具体单位”的同与异、关联与关系所体现出来的一些现象。对这些识别出来的“现象”的认识是否精确到位，取决于对那些“具体单位”的同与异、关联与关系的审视是否精确到位。对那些“具体单位”的同与异、关联与关系的认识是否精确到位，则取决于如下两点：一是对所观察的遗存，或即玉器的形态分类与功能是否已精确到位;二是观察所凭据的人、遗存、时、空或遗存、时、空的框架是否精确到位。一般好的考古报告，应正确地确立好层位学的和类型学的人、遗存、时、空或遗存、时、空这两个时空框架，如果我们的研究遇到的是这样的考古报告，自然应以这报告所确立的时空框架作为基础去进行其后序的研究。但是，现今发表的相当数量的考古报告，都未能达到这一水准。如果，我们的研究遇到了这样的考古报告，则需对其发表的资料进行清理和整理，确立正确的层位学和类型学，或层位学、或类型学的时空框架，夯实这一基础，再在这一基础上做出其后序的观察与审视。这样的分析与研究，就是我平常说的：将器物放在“具体单位”，又将这“具体单位”置于“具体遗址(墓地)”中进行分析与研究的途径或方法。把“具体单位”放在“具体遗址(墓地)”进行考察的“求是”，就是将考察“具体遗址(墓地)”所见到的诸“具体单位”之间的同与异、关联与关系体现出来的诸现象的自在逻辑关系，变成研究者认识的逻辑。衡量研究者认识的逻辑正误的标准，是看它是否能解释通诸“具体单位”之间的同与异、关联与关系体现出来的诸现象所呈现出来的各个矛盾。通俗一点说，这给出来的一个说法，就得释通或摆平这“诸现象”呈现出来的所有问题。至此，这一研究还只能认为是取得了阶段性或局部性的认识成果。

　　要获得较为“完整的”认识，还需将“具体遗址(墓地)”放在它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已发现的所有遗址(墓地)中进行考察，即放在它所属的考古学文化中做出一翻认真的审视，以求证、补充、修正乃至完善从“具体遗址(墓地)”的研究中得出的认识。这就是我常说的将“具体遗存(墓地)”放在它所属的考古学文化进行的考察。

　　这一研究的途径与方法，就是让材料牵着鼻子走，从四维或三维去观察研究对象，通过比较，去发现研究对象之间的同与异、关联与关系所体现出来的诸现象的自在逻辑关系，将这客观的自在逻辑关系转化为研究者主观的逻辑认识。这就能实现以物论史，透物见人，替死人说话，把死人说活的追求。我著作的《良渚文化墓地与其表述的文明社会》、《齐家文化的研究》(张忠培：《中国北方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北京，1990年)所遵循的分析和研究的途径与方法，便是这里所说的将器物放在单位中，单位放在遗址(墓地)中和遗址(墓地)放在所属考古学文化中进行研究的途径与方法。研究的途径与方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研究的实践产生出来的，或者应该这样说，我这里说到的这一研究途径与方法，是从我的《良渚文化墓地与其表述的文明社会》《齐家文化的研究》这些著作的研究实践中概括出来的。我所以讲了这些，还是怕我没能在这里将这一研究的途径与方法说清楚，故将《良渚文化墓地与其表述的文明社会》《齐家文化的研究》等拙作介绍出来，或为了更清楚明白这一研究途径与方法，或为了明白这一研究的途径与方法的实践，请朋友们不妨看看我的这些拙著。认识没有穷期。至此，获得的认识，是否正确，正确的程度怎样，还得受新的考古发现所检验。认识的完善是谈不上的，要达到完善的认识，是个无穷的过程，因为人们只能走近历史的真实，而不能走到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