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玉器与玉文化研究之道的思考(四)

良渚玉器

　　二、如何用考古学方法研究玉器与玉文化(张忠培)

　　(三)我们所以要搭建中华玉文化中心这样一个来集合朋友们研究玉器与玉文化的平台，是基于“经济全球化”格局下，试图摸索出“中国文化怎么办”的策略。在我看来，要找到这样的策略，就必须将玉器与玉文化“求是”的研究升华到“通古今之变”的境界。故“通古今之变”，不仅是玉器与玉文化研究的学术水准的追求，而且也是实现中华玉文化中心宗旨的要求。可是，我们的玉器与玉文化的研究，迄今仍基本上停留在“实事”的阶段，作“求是”研究的学者与论著很少。总之，距“通古今之变”的研究意境，还存在着距离。怎么办?欲速则不达!急不得，还得慢慢来。太史公的“通古今之变”，我理解就是知文化、社会和国家(政权)形态这三者或其中之一，或其中的任何二者的史之兴替的发展或演变的规律。

　　玉器与玉文化的研究欲达到这样境界，或可借鉴我的通过空三足器的演变而得知的考古学文化和考古学文化之文化的演变规律。在本世纪与前一世纪之交的前后三五年，我先后发表了《黄河流域空三足器的兴起》(《华夏考古》1997年1期)、《客省庄与三里桥文化的单把鬲及其相关问题》(《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和《杏花文化的侧装双鋬手陶鬲》(《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4期)三篇计约15万字的论著，指出约当泉护二期文化时期，居于颍水上游禹州市的秦王寨文化居民(谷水河遗址三期)，吸收了西夏侯期大汶口文化陶鬹这一文化因素，产生了空三足器概念，随后，秦王寨文化居民以这陶鬹的空三足器概念，将传承下来的釜形鼎改造成釜形斝，导致其考古学文化之文化的大变，秦王寨文化居民便从秦王寨文化发展到了荆村文化(即以往称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荆村文化形成之时，向西越过函谷关和潼关，沿着渭河河谷发展，将约自华县以东的陕、晋、豫交界地带的泉护二期文化居民或其后裔挤到渭河河谷的南北两厢，荆村文化进至武功浒西庄遗址H33时期之后，便以釜形斝之空三足的概念将传承下来的联体的单把罐形釜灶(案板遗址H20∶43)改造成为灵台桥村H4∶91和H4∶32那样的宽弧形裆单把鬲，造成考古学文化之文化之大变。至此，约自华县以西的荆村文化居民，进入到了客省庄文化的发展阶段。此后，居住在晋中地区的泉护二期文化这一文化谱系的一支系的居民，发展到太谷白燕遗址F2及F4时期，吸收了荆村文化釜形斝的空三足器概念，将其传承下来的与灶配套的折沿陶釜，改造成与荆村文化的文化谱系相区别、形态又不同的折沿釜形斝。随后，白燕遗址F2及F4遗存为代表的文化居民又以这折沿釜形斝的空三足的概念，改造了传承下来的双鋬手连体釜灶，使之成为侧装双鋬手宽弧形裆陶鬲(杏花村遗址H118∶7)。同时，又创制了单把宽弧裆陶鬲(杏花村遗址H118∶10)，随之，呈现出考古学文化之文化大变，使之走出了传统，步上了杏花文化之发展旅程。这股空三足器革命浪潮继续向前推进!当杏花文化走到了它的宽平裆鬲阶段，我们看到约自洛阳盆地以西的陕、晋、豫邻近地区形成了以陶斝和侧装双鋬宽弧裆陶鬲为核心的陶器组合的东关文化。东关文化吸收了客省庄文化的单把尖角裆陶鬲，转变为三里桥文化。东关文化的陶斝形态多样，IH198∶11这样形式的陶斝是这文化的主流形态。这类陶斝的形态和荆村文化的主流形态的陶斝不同，当不是传承荆村文化陶斝演变的产物，从它的上部的陶釜来看，颇像泉护二期文化的陶釜。泉护二期文化的陶釜，当是它的祖源。故可认为是泉护二期文化的后裔，受到了荆村文化陶斝概念的启发，将陶釜改造成陶斝，制成了形态和荆村文化不同的另一文化谱系的陶斝。接着，掌握这一陶斝的考古学文化居民，又模仿陶斝将具有自己特色的联体釜灶革新为侧装双鋬手宽弧裆陶鬲，这样，便将自己的考古学文化推进到了东关文化发展阶段。

　　这就是我通过以空三足器演变为主导，观察到的黄河流域史前不同文化谱系的考古学文化，和同一考古学文化中的不同考古学文化谱系的文化因素的碰撞、吸收、融合，实现的考古学文化的文化与考古学文化推陈出新的波浪汹涌的旅程，我称之为黄河流域空三足器革命!同时，我从这一革命中看到文化的传承、吸收、融合、创新乃是推进这一文化革命的演进规律。玉器与玉文化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研究?玉文化的演进是否存在着规律，如果有规律，那规律是什么，我发现这一考古学文化的文化与考古学文化的演进规律之后，就我的知识，粗略地审视了某些其他文化，发现这考古学文化演进规律，具有相当普遍的适应性。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下，中国或中华文化怎么办?我想办法只有一个，就是遵循“传承、吸收、融合、创新”这一文化的演进规律，以之作为战略，走文化杂交的路，这样便能实现全球文化的“美美与共，不同而和”。如是看来，释读出考古学文化之文化与考古学文化之演进规律，便可将考古学文化之文化的研究，推至到太史公说的“通古今之变”的境界。这样来说，已自感相当狂妄了!但扪心自问，我到了这样的年龄，实不需自吹自擂，所以说了这些，目的只有一个，仅是为了推进玉器与玉文化的研究，其他就管不了那些了!玉器与玉文化研究闯进“通古今之变”，是我唯一的、赤诚的、热切的希望。

　　(本文原载于《江汉考古》2016年第6期)